在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正逐渐成为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国家疾控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体育总局于2023年7月22日联合发布了《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公共卫生综合防控技术导则》。
该导则旨在通过多项措施来预防和控制学生肥胖，包括推广健康饮食、增加体育课程、建立健康档案等。这些举措的实施意在保障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当前，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相关政策的实施能否在实际操作中达到预期效果？新政策的推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6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中，超重及肥胖率已经达到19%，并且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上升。尤其在城市地区，由于高热量食品的易得性和体力活动减少等生活方式变化，肥胖问题尤为突出。经济较发达地区，家庭收入水平高和高热量食品消费频繁的情况下，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率通常较高。
肥胖对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影响涵盖了多个方面。短期内，肥胖可能导致自我形象问题、社交障碍及学校霸凌等问题。长期来看，肥胖还会显著增加患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例如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等。这些健康问题不仅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还加重了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压力。
解决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持续努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促进健康饮食和增加体育活动的推广。而学校和家庭则需共同努力，通过改善饮食习惯和增加体力活动，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还需重视并提供必要的心理社会支持，以帮助受肥胖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克服心理障碍，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成因涉及遗传易感性和多种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高能量密度食品如快餐和含糖饮料的普及，以及现代生活中体力活动减少，是导致肥胖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教育和意识提升在应对肥胖问题中至关重要。
现有的健康教育活动虽然在理论上有助于儿童理解健康饮食和体育活动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改变儿童行为模式方面，其效果有限。这部分是因为健康教育内容可能缺乏吸引力和实用性，或者是因为教育的持续性和系统性不足。
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健康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家长的饮食选择、体育活动习惯以及对健康问题的态度和认知，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习惯。因此，除了学校教育的改进外，还需加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支持和参与。
解决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需要多方参与的策略。这包括政府制定政策、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以及社区层面的支持和参与。只有通过广泛的社会行动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有效减少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率，从而提升他们的整体健康水平。
生态环境治理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新时期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创新》 摘要:环境政策是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所采取的一切对策和行动。 合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综合环境政策,是当前世界各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新趋势。 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提升政策效能,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的整合,建立健全国家环境管理与社会环境管理的良性互动机制,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创新 中国正处于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转型新时期。 在当前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重化工业仍是工业化的主导形式,各种盲目发展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泛滥,资源消耗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 在“十五”期间,中国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但是,环保指标却没有完成;“十一五”前四年,中国经济克服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14.9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了9.66%和13.14%。 可是,生态环境状况整体变化不大,局部地区仍在不断恶化,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常发态势[1]。 “中国正承受扭曲发展观带来的恶果”,环境问题成为“已到眼前的危机”。 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强化生态建设与环境管理工作,迅速扭转当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确保环境质量不断提高,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是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一、现行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主要缺陷 1.侧重于具体事务与专项目标,缺乏全面的统筹协调。 中国环境政策起步于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形成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环境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生的具体环境问题。 环境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制定专项环境管制措施以实现一些具体的环境管理目标,而较少地关注如何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中以全面预防和解决环境问题。 因此,生态环境政策重污染破坏的事后治理、末端治理,缺乏从全过程上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进行有效规范控制的制度措施;规制性政策多,经济、技术政策偏少;实用的政策不够,政策间缺乏协调。 2.配套措施不全,实际操作性不强。 环境政策是组织环境管理活动,指导社会环境行为的行动指南。 近年来,中国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加强政策创新,制定了一些环境治理的新政策,如环境影响评价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政策等。 为了照顾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适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统一性,不少环境政策,国家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将执行时的具体要求留待实践后再行详细制定,致使许多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3.公众参与面小,政策的社会基础薄弱。 环境管理牵涉面广,工作复杂,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 但是,中国环境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公众参与面较小。 政府一直沿用“命令―控制”的方式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方式,通过将环境管理目标责任化,行政强制化,并过分地依靠行政处罚来保障管理绩效,对个人及企业参与协助环境管理不够重视 [2]。 企业、个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参与环境管理的范围、程度、效果等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态环境管理的社会基础薄弱,直接影响到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 二、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创新是新时期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现实要求 1.发挥市场作用,实行综合治理是当前国际环境政策的新特点。 广泛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制定综合环境政策,是当前环境管理绩效好的国家的共同点。 在环境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都允许污染许可证和资源配额的交易,征收污染税、原料税、产品税、资源税、排污费、使用费、补偿费等,提供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和环境基金,实行押金―退款制度,建立环境资源损害赔偿责任等。 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采用经济手段对个人和企业有激励作用,可以较好地鼓励公众协助、参与环境管理。 以美国为例,在经过农业大开发、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工业化建设后,美国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但是,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和措施,环境治理效果显著,恢复良好。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泡泡政策”,即污染权交易制度。 由国家或地区对污染总量实行控制,逐步下降。 然后将污染排放额度分解交易给企业。 企业有权对获得的污染排放额度进行交易。 这样,政府控制总量,企业如果新成立、扩产等,需要增加排污的,必须到具有排污额度的企业购买。 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 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好,使美国空气污染物总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并已在水污染物等方面推广。 2.创新环境政策,转变环境管理方式是新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 面对生态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环境管理改革却远远滞后,管理绩效低下,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破坏仍在继续,有的地方还愈演愈烈。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经济体制变革正在引导着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 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挑战还刚开始,环境管理面临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 三、新形势下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创新 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政府环境治理措施的落实。 借鉴美国成功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和中国甘肃省张掖市水权交易的探索,合理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对现有环境资源的交易机制进行改革,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资源权益交易的市场机制 [3]。 首先,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对所有生态环境资源(包括环境容量,以排污量来体现)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将符合市场交易特征的生态环境资源的全部或部分权益确定为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品种。 其次,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规律合理确定供应总量的限度,科学合理地确定交易品种的基准价格。 最后,通过市场独特的价格形成机制,使环境资源的景观价值、生态价值和存在价值内化为环境资源的交易价格,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经济性。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与措施的落实。 2.改革环境财税政策,确保环境投入。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投入需求多,社会效益大,直接的经济效益却不是很明显。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投入,对于加强环境管理、优化生态环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生态环境投入的主要来源是中央,地方环境投入十分有限。 由于资金预算安排的确定性不强,资金渠道与管理使用分离,导致资金投入方向混向,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为了保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资金持续投入,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必要改革环境财税政策。 一是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起中国的环境税收政策,并将环境税收定为地方税种,保证地方环境投入的资金来源。 二是完善中央财政的财政补偿、转移支付等具体政策,保证中央财政的持续投入。 三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增加预算的法定性,保证资金落实并且不受干预和影响。 3.建立和完善绿色GDP核算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加强对自然资源损耗的监测,统计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损耗以及由于废物排放和自然资源使用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损失,在此基础上,对其价值量进行核算;并对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和恢复环境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为环保而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发生的各项费用、降低和改善环境污染的研究开发及利于环保的设施支出等,也进行核算;同时,对推动社会进步和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进行区别统计。 根据这些核算和统计数据,计算出社会发展的环保支出,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体系。 从而,实现将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纳入到GDP的核算中,切实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促进地方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4.建立绿色经济政策,支持环保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 建立和推行企业产品环境成本核算办法,将产品使用过期后的环保处理费用纳入到产品定价之中,杜绝发生类似于廉价白色泡沫塑料泛滥而处理成本实际很高的现象。 建立起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制度,促进绿色贸易,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环保责任。 建立促进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将清洁生产作为企业减污增效、政府环境质量管理的重点工作,对实施清洁生产的试点企业、重点污染源防治项目以及对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污染物少的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给予优先资金扶持,对重点污染排放企业强制实行清洁生产审核,充分调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环保产业(包括环保服务业)的发展。 5.促进环境中介组织发展,支持和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 公众是环境质量的最终感受者,环境保护直接关系到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有权力也有义务参与环境管理。 大力支持和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环境管理,有助于各项环境管理政策措施得到切实执行并发挥出最大效能。 环境中介组织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主要渠道和重要形式。 需要制定鼓励政策,引导环境中介组织健康发展,拓宽环境中介组织在生态环境立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纠纷处理、生态环境知识宣传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渠道,将部分政府做不好、做不了的事情转交给各类环保组织,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确保政府能够真正将主要精力用于环境生态监管。 发达国家就经常用“公众评估”的办法来核算绿色GDP,也就是由相关的专业部门和较独立的咨询机构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调查公众对生态影响的评估,然后总结公众的评估意见,并作为绿色GDP的补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充分发挥环境中介组织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实现政府与民间社团组织的良性互动,提高环境管理政策的效能。 参考文献: [1]邹静昭.2009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如何?[N].中国环境报,2010-01-26(5). [2]方世南.环境友好型社会与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为[J].学习论坛,2007,(4):40-43. [3]李雄华.试论环境资源权益交易的市场机制[J].生态经济.2009,(9):40-43. 生态环境治理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治理农药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从原始的耕种方式渐渐地科学化。 现代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农药种类投入到了农业生产中，而且药量变得越来越大，相应的农药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不仅对农业生态产生了重大的问题，而且对人类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如何的合理使用农药，降低农药污染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治理农药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药;污染;农业;农业环境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的经济基础，为了满足我们对事物的需求，提高农业的生产量，化肥、农药和生产调节剂被大量的使用在农业生产上，如果这些东西过量或者不正确使用，都会导致土壤被污染，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了农产品，从而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 所以，治理农药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一、农药污染的现状 农药污染主要是针对农产品，尤其是对蔬菜、水果的污染比较大，许多的蔬菜、水果都存在着农药残留量超标的问题，从而引起食用者身体不适，比如：急性食物中毒、慢性食物中毒等。 近几年，我国因为农药而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频繁发生，造成了经济损失惨重。 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农药污染超标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其中蔬菜的有机磷农药残留问题相当的严重。 二、农药污染的原因 1、历史原因 20多年前，人类还没有意识到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大量的使用农药，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强大，也不了解农药的危害性，从而导致农药残留物比较多。 比如：六六六的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我国农药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致使土壤、水、大气的污染相当的严重。 据调查了解到，这种农药的残留期高达三十年以上。 2、农药使用不恰当 由于条件的限制，农村地区的农民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水平低，从而导致他们的环保意识比较差，为了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达到杀虫、杀菌、杀草的目的，他们大量的使用农药，有的还使用高浓度的农药，有的不按照严格的安全隔离使用，还有的在采收前还在使用农药，这样以来，农产品上农药的残留物相当的多，从而导致污染比较严重。 3、监管部门监督力度不够 政府部门对农药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个别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生产严重超标的农药，从而导致农药污染比较严重。 三、农药污染带来的影响 农药已经是现代农业生产中必不可缺的手段之一，在农药使用的过程中，农药通过喷洒、蒸发等方式进入到大气、土壤、河流中，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同时在杀虫、杀菌、杀草的过程中，过分的铲除病虫害的天敌，从而导致生态失衡，农药的残留物也通过各种方式存在，从而危害人类的健康，破坏农业生态环境。 1、污染空气 人类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农药通过扩散、蒸发等方式对大气造成一定的污染。 比如：农药通过蒸发，飘散在大气中，造成污染范围扩大。 此外，在生产农药时，工厂会排放出大量的废气，这样对大气也有很大的影响。 2、污染水体 在使用农药时，农药的残留物会依附在土壤里，部分会通过蒸发混合在大气中，遇到雨天，这些残留物就会混合在雨水中，导致水体污染。 3、土壤污染 在使用农药时，部分农药会被喷洒在土壤里，从而对土壤造成污染;部分会被混合在大气中，部分会落在水里，这样以来，通过对农田进行浇灌，农药的残留物又被浇灌在土壤里，对土壤再次造成伤害。 4、对农作物和其他动物造成伤害 农户为了提高生产率，减少害虫、杂草对农产品的破坏，就大量的使用农药，甚至使用超标的农药，农产品上农药的残留物量过大，导致农产品污染严重。 此外，在使用农药时，对一些水生生物、飞禽、动物、植物的生命带来危害，减少它们的种类。 四、治理农药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措施 1、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由于科技水平和生产条件的限制，化学农药依然是防治害虫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近些年来生物农药得到了发展，它有着自身的优点，比如：高效、无毒、无污染、不伤天敌、选择性强等。 它是一种细菌农药，比起化学农药是比较好的治虫药物，虽然它难以在短时间里大面积普及应用，但是相对于化学药剂是一个好的选择。 2、加强农药污染的监督、检测 政府部门要加强农产品的质量监督、检测，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从而营造一个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和谐氛围。 3、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各级政府应该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全国人民的农业环境保护意识。 比如：通过电视等媒介大力宣传农药的使用方法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此外，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农药的使用技术，让他们正确、科学、合理的使用农药，把污染降到最低，使农产品达到无公害化。 4、禁止农药包随意丢弃 农民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有许多的不正确的地方，尤其是对使用过的农药的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不恰当，很多人在用完后就随意的丢弃，而这些包装袋或多或少的还存在一些农药的残留物，这样以来，通过扩散就会对土壤、大气、水等造成污染，还可能对人、牲畜的生命带来危害。 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对农民进行教育，禁止他们随意丢弃。 此外，还可以通过回收的方法，减少农药包的随意丢弃。 结束语 农业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问题。 因此，在农药的管理中，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严厉监管农药的生产及使用。 同时农户在农药的使用中要做到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 农药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要要规范。 只有这三者的相互配合，那么农药污染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食用者再也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许海萍，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及综合防治[J].现代农业，2001(6). [2] 蒲慧晓，农药环境污染及防治措施[J]，北方环境，2012(8). 猜你喜欢： 1. 形势与政策有关生态文明的论文 2. 形势与政策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论文 3. 环境为主题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4. 形势与政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论文 5. 环境保护相关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6. 2016形势与政策环境保护论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立足点，也是理解十七大报告精神的一把钥匙。 一我国21世纪初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首先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如果说，几年前这种阶段性变化表现还不是十分清晰，那么，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地感受到，我国确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显示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概括为8个方面：（一）从经济发展看。 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整个中国大地一派蓬勃发展景象。 同时要看到，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粗放型增长付出了过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不仅经济总量需要继续增长，更艰巨的任务是提高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 （二）从经济体制看。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各个领域的改革在继续推进。 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如何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化改革，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从人民生活看。 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反贫困取得全世界最突出的进展。 城乡恩格尔系数的持续降低标志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加，衣、食、住、行、用水平继续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使贫困人口免除了饥寒之苦。 同时要看到，目前所达到的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且平均数往往掩盖着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 农村除列入低保的2000多万贫困人口外，还有几千万人处于低水平温饱状态，列入城市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也有2000多万人。 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 保证全体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四）从发展的协调性看。 由于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由于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抑制。 同时要看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仍很明显，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不同决定了地区差距将会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突出矛盾。 （五）从民主政治建设看。 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政治体制总体上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 同时要看到，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不少亟待完善和发展的环节，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和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六）从文化建设看。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要看到，文化建设总体水平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适应，和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适应，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样的历史任务是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全过程的。 （七）从社会建设和管理看。 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社会活力显著增强。 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就业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建立，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要看到，社会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 （八）从对外开放看。 我国已经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同时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同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风险也随之增加。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对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进入了新的阶段。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多亿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21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发展的诸多阶段性特征，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特征。 在新的形势下推进发展和改革，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 上述情况也说明，从大的发展阶段看，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这个大的发展战略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从根本上说，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深刻认识这一点，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所做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是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简要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 我国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要经历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从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100年时间，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 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总体判断，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经济上包括双重的任务：既要推进常规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现在，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还是初步的，在工业生产、流通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仍然有大量的落后设备在使用着。 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虽然国家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从抑制差距扩大到逐步缩小差距，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还会长期存在。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加快，2006年城镇化率达到43.9%。 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2020年可望达到60%左右，届时将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 据预测，2030年世界城市化率将超过60%。 第四，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升至世界第四，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000美元，仍居世界后列，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 总量大表明国家有比较大的经济实力，人均少表明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 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限度。 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伟大的创举，但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践还是很初步的，还需要继续在探索中前进。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继续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愈往前发展愈要注意解决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问题。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之后，仍然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逐步找到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适应经济基础变化要求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并且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党的十七大之所以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之所以在阐述重大问题时再三强调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是因为，认清当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正确提出和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是推进改革和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回顾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和发展目标，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纠正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的制度和体制进行了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对发展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同时坚决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保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 在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关系。 既然我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叫做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不发达，因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也是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了这种“统一”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注重这种“统一”，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外的方面，就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任重而道远。 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前头的路更长。 在发展和改革取得历史性进展的条件下，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今天，叫好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前途的漫长和任务的艰巨，居安思危，克服盲目乐观情绪，戒骄戒躁，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这也是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用意。 三人类社会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之一。 恩格斯说得好：“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的位置。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还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会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是由量变积累引起部分的质变，在新的基础上再由新的量变积累引起新的部分质变的过程，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不清醒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就不可能从全局上和总体上把握中国实际，就会看不清大的方向；看不到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变化，就有可能使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局性和总体性判断流于空泛，大的发展方略也难以贯彻落实。 只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的发展阶段，又认真分析不同时期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正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并据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关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关于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都是创造性地进行社会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典范。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适应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从而也就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根据这种正确认识所制定的方略，必将引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
[国研专稿]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和问题 内容摘要：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经历了由从紧到积极，再到稳健，直到向中性转换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财政政策手段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财政冲突。 对此，今后应重点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协调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体制，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始终偏低，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快速、有力的作用特点与我国长期以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相符合，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在对短期经济波动调控时是首选政策。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调整后，这一情况已开始改观。 �一、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情况自1992年以后，随着“软着陆”这一经济调控手段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连续6年逐步降温，GDP增幅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一）1998-2002年：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1997年7月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风波，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事件。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局面，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至2005年8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9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1999年滑落到7.6%的谷底之后，从2000年开始逐步扭转局势，增速稳定在8%左右，之后进入了新的上升通道。 �应当承认，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较强的指令色彩，是一种政府比较“喜欢”的经济手段。 积极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挤出效应：首先，大规模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竞争性的项目，从而排斥了私人部门进入这些领域。 这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于一些私人投资受到影响导致转化不畅；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内挤出效应不同。 在政策初期，由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因此挤出效应不明显。 当经济景气好转、私人投资有所启动时，这种挤出效应会释放出来。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较好地把握了“该进则进”的时机，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趋势，同时将财政政策力度施加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项目，既弥补了以往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也与金融改革的有关措施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挤出效应”的扩大。 同时，诸如进一步放宽对国有企业的管制、财政资金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等具体措施为私人投资让出空间，既有利于市场经济法则的深入贯彻，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合理转换，实现了通过公共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护私人投资利益的“双赢”结果。 �(二)2003年以来：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2003年以来，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投资大幅度上升，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起的作用逐步下降。 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9.4%下降到2003年的5.9%，2006年进一步降至1.5%，占财政债务发行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5.9%下降到2003年的22.8%，2005年进一步降至11.6%。 可见，全社会投资资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分依赖国债资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2004年5月，财政部首次提出将采取中性财政政策，有保有控。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面临重要转折。 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依据主要在于：首先，由于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从2002年出现了局部过热的风险，并有加剧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阻碍政府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次，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关注。 积极财政政策持续了6年，到2003年总计发行了8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再次，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GDP增长速度的贡献逐步降低。 民营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上升之后，GDP的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推动；第四，虽然政府规定了国债资金使用的结构，但资金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民营企业进入国债项目十分困难，这种歧视性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 应当说，财政政策适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 �（三）数量评估我们借助模型评估了近年来财政支出乘数和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1.财政支出乘数�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的计算，1998～2006年间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基本处在1.21～1.4之间，呈下降趋势，1997年之后的3年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2000年开始逐渐降低，近两年已经接近1.2。 这种变化印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在初期较强，中后期则由于市场逐步活跃以及政策的主动调整而开始降低。 �表1财政支出乘数2.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第一阶段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2年左右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个别年份财政赤字变动微弱，我们略去了对这些时段的分析。 在各个考察年份中，增加财政支出引致GDP增速比假定预测增速（指财政赤字保持上年水平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1998年最高为1个百分点，2000年最低为0.1个百分点。 1998年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对遏制经济增速下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从1999年之后，由于增加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并且作用不稳定，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 �分析原因在于，财政政策措施存在不协调之处，政策作用被部分抵消。 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的多数具体措施是以刺激投资增长为主，较少考虑刺激消费增长，并且同期一些改革措施对居民预期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有关政策措施促使财政收入增速提高，而财政收入增加、特别是税收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收缩效应，部分抵消了增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扩张效应。 �第二阶段是从2003年起，中性财政政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时期。 2003年，我国政府象征性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00亿元，标志着财政政策开始向中性过渡。 此后，2004年和2005年也分别比上年各减少300亿元，2006年比上年减少200亿元，并且个别年度国债资金开始向下一年结转。 �模型结果显示，削减财政赤字对2004年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仍然保持在高位。 分析原因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动力已经逐步恢复，成为带动生产增速提高的主力，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在逐步减低，因此，削减财政赤字进一步为非国有部门投资让出了空间，使民间投资继续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削减财政赤字对2006年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施加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分析原因可以发现，一方面，经济过热时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仍然是影响GDP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总体呈减弱趋势，但财政资金仍然有一定惯性拉动作用。 因此，削减财政赤字可以进一步为过热领域降温。 �模型结果也表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具有的“凯恩斯效应”并不稳定，对经济波动的稳定作用也较难把握。 当经济步入平稳阶段后，财政政策应适时转向中性，避免出现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遇到的财政政策非平稳问题。 �二、制约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问题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财政政策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 �（一）“两个比重”仍然偏低制约着财政可支配资源数量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均处于较低水平。 1995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只加快了不到3个百分点，且增长势头波动较大。 从比重上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3%提高到了18.5%，但是这一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平均每年只提高0.7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财政可支配资源比重偏低造成财政能力仍然很低。 �表2我国财政收支基本情况（%）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二）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根据下表所示，我国的国债监测指标表现为“两超一低”：一是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两超”，二者近年来分别保持在20%以上和13%左右，均已超过20%和10%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国债依存度2006年刚刚降到20%以下）；二是国债负担率的“一低”。 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债负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998年达到10.88%，最高的2005年达到17.32%，与国际上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距甚远，而且也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率。 例如，日本2004年国债负担率达112.9%，美国在同时期为55.6%，英国、德国和法国2003年分别为37.4%、34.4%和33.7% (有关国家负担率指标参见〔日〕木下康司（主编）：《图说 日本的财政》，402页，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5。 )。 �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债负担率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表明发行国债仍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而且正处在上升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已没有继续大规模举债的能力。 �从三项指标的计算方法上看，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分子和分母均为财政指标，而国债负担率的分母为经济总量指标GDP。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而财政总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两超一低”既反映了目前在有限的财政收支中债务总量超高和收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约财政政策能力因素之一的债务收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3国债各项指标（%）注：①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财政支出；②中央财政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中央财政支出；③负担率=国债余额/GDP；④偿债率=当年国债偿还额/当年财政收入；⑤警戒线标准参见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经济研究》，2000（10）；⑥2000-2004年负担率数据为计算所得，计算公式为：负担率=（上年全部国债年底累计余额+本年财政债务发行总额－本年国家财政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本年GDP，2003、2004年数据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5（1）图示数据对比基本相符。 （三）财政政策手段之间存在冲突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需要一定的财力作后盾，但并非是只要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就必然能够强化财政政策效果。 比如从1998年下半年始我们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内需，但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又开始强化税收的征管力度，使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效果受到削弱。 实际上，就增加收入而言，除了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管，还可以修改与地方的分税规则，增加中央税种的数目；就刺激内需而言，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通过相对少量的财政补贴鼓励某种产业发展等。 �（四）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冲突在履行事权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管理范围，缺乏法律依据，职责仍不明确、不合理，职能交叉现象仍很普遍。 中央政府目前处于主动地位，不愿意放弃在支出责任划分上的决定权，缺乏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动力。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造成了财权关系的不稳定。 从财权划分上看，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所有的征税权（分税权）和负债权，而地方政府没有负债权。 地方政府希望不断扩大对财力的运用和制定措施的权力，如果这种要求和希望得不到满足，地方政府就可能擅自越权，出现一些违规行为，如变相减免税收逃避中央税款和默许制度外收入等等。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预期变坏，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对本应承担的事务和责任持等待和观望态度，这些都会动摇财政体制的根基，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 三、完善我国财政政策体制的有关建议“十一五”期间，平稳适度增长仍将是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宏观调控重点。 准确把握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适时、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保障。 �（一）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中央政府必须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各级预算主体的支出职责，通过法律手段约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各级地方政府形成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的产生。 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的前提条件是政权层级的扁平化和政府职能的具体化：一是将现行五级政权简化为三级政权，即中央、省、县（市）；二是细化各级政府职能，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 应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来规范三级政府间事权及财权范围，将监督权交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二）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单从税收角度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率并不算高，在国际上属中等偏下水平，当前减轻企业负担主要是在清理乱收费方面多做文章，将不合理的项目免除，还给企业一个正常的、宽松的经营环境。 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整顿乱收费，来达到实际的减税效果。 这样，一方面可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各种合理合法的税收和收费，减少了对税基的侵蚀，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效果。 �（三）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科学划分分税制中的中央与地方税种，实现财政收入总量的提高和税收政策的顺利执行：一是中央政府要明确目标，即通过税种的划分保证在公平的基础上维护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所得税划分应本着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原则，改变现在按行业、按征税难易度、按税收量来随意划分的状况；三是明确税种归属，避免过多的共享税影响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来源，不利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理顺关系。 �（四）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我们应当在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权限，实现合理分权的前提下，适当改变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现状，逐步将地方税的实施条例、实施细则等权限下放给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完善现行地方税的征税办法。 在部分地区开展赋予地方政府独立税收立法权的试点，鼓励适时开征符合本地人民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税种，提高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的财力。 �（五）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发挥有极密切的联系，首先，政策的配合实施要充分考虑时滞问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具有预见性、超前性，并注意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努力避免各项政策之间出现冲突；其次，政策的定位要准确。 客观上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要正确认识政策的短期调控功能与支持中长期改革发展作用之间的关系，切不可依赖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所有问题；再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合理分工。 财政政策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货币政策更多的是市场行为，因此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