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中，越来越多具体的厂二代浮出水面分享她们的故事，从神秘而模糊的一群人，成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课题。对年轻的女性厂二代来说，家里的小厂，仿佛烫手山芋。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业者，无论家业大小，大都在面临着企业接班难题。而对女性继承者而言，父母的托付难以拒绝，但接班很少是她们的人生首选；当她们接受宿命用心适应新的角色，时代与世代差别带来的错位感，又时常令人手足无措。当她们选择说出自己的难处，又会招来冷嘲热讽：能接这么大的家业就知足吧，有什么资格到网上喊苦说累？这既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压力，也有个体心理和社会认知的挑战。接班人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个人愿望与家族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也映照出一些小型制造业在当下的尴尬处境。
厂二代标配：留学后回家接班？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受这份罪？星雨委屈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去年，29岁的星雨还在深圳一家国际学校工作。星雨的父母在广东佛山开了家柜门电子锁制造厂，厂子不大，有15个工人，生产用于桑拿洗浴、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的更衣柜电子锁，每年营收几百万。星雨的父母年轻时都是西南地区军工企业的机械工程师。工厂辉煌不再，于是南下闯荡，2004年左右在佛山创业开厂，二十年来经营状况一直不错。随着父母老去，近些年公司一直是职业经理人在打理。2023年年初，职业经理人离职创业去了，父母便和星雨商量，要不干脆回来接手家里的厂子。家里的收入，怎么也比你在外面打工多。爸爸说。
星雨从没有想过回来接这个班。她此前的经历，都指向另一种人生轨迹：自小在寄宿学校，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国外留学。2021年从纽约毕业，在深圳做过两份市场营销类的工作。她的情况与很多厂二代类似，每一步都像在远离作为起点的工厂，但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所以，回家接厂的要求，让星雨苦恼了很久。她在外面早自由惯了，从小没怎么和父母一起住过，回来要和父母一起住、一起上下班，真的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星雨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不愿让他们太辛苦。犹豫再三，去年年底，星雨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佛山。
对今年31岁的潘潘来说，接厂的决定来得更加突然。去年8月，还在北京工作的她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父亲出了意外，家里需要有人马上来接手工厂。和星雨父母的经历相似，潘潘的父亲也是当年南下打拼的那一群人。父亲早年间是国企的一名科长，下岗后一个人来到深圳，从技术工人做起，最后创办了一家耳机生产厂，主打中低端市场。如今销售基地设在深圳，足有三四百人的生产制造基地则放在老家四川。潘潘从小和妈妈生活在四川，后来去英国留学，201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北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战略规划研究，后来做自动驾驶相关的业务拓展——用她的话来说，都是看上去光鲜亮丽的白领岗位，人生轨迹依然是有意无意远离，或者延迟接班这个选择。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潘潘知道接手家里的厂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只能提了离职，交接工作。去年10月，她从北京回到了深圳：倒是没有犹豫，但是很害怕，担心自己做不好，把我爸爸这么久奋斗出来的东西毁了。
厂二代不是富二代今年29岁的月亮，是一位生活在浙江嘉兴的厂二代。接手家里的建材厂前，她在一家国企上班，月入不到一万元，虽然稳定，但苦于得参加各种酒局。后来她在爸妈的劝说下回家接班，但很快她发现这比想象中艰难，厂子的订单明显减少，往年都是工人需要加班才能完成，但今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单。在互联网上，厂二代们似乎更能相互理解，月亮在网上发帖问：‘厂二代们’，你们的工厂还好吗？为什么今年生意如此惨淡？评论区里，很多厂二代相互安慰和询问：卖仪表的，今年生意也不好、石材厂的，生意一年比一年惨。有没有做钢材行业的？拉个群聊聊？
第一位张若昀，他如今是新一代小生中演技比较受认可的一位了，《麻雀》、《无心》、《秦明》都让很多网友看到了他，他火了以后才被人发现，原来张健是他父亲。
第二位，杜淳。他一路以来都观众缘很好，加上本身演技过关，吸了一大批粉丝。他的父亲叫杜志国，他们还一起参加过明星的亲子节目呢。
第三位，葛优。葛大爷如今自己都成了大爷，他爹是老演员葛存壮，不得不说，葛大爷如今是比自己亲爹还火啊。
2016年我爸因病去世，当时家里银行贷款一个多亿。 当时我23岁生意上的事啥也不懂。 开始慢慢接触家里生意上的事情，从我爸走后厂里都一直没干，感觉什么都运转不起来，也转不顺。 去找当地最大集团希望有些事能按协议合同执行，那半年来工作日几乎天天去找不同的希望能拿出来一个解决方案。 当然无济于事，年纪小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而且涉世未深当时根本不清楚相处方式，只是感觉我有理我有会议纪要有协议（现在想想太天真）。 此事不解决，资金根本运转不开。 半年之后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孩子，银行利息不要还了。 每个月百十万的利息会拖垮你的，你以后还要生活了，让银行把抵押物收了拍卖吧。 犹豫过，但是后来没采取这种方式，到期之后又贷了一年。 2017年年初，集团丝毫没有要解决问题的意思。 在我爸生前一个好友帮助下拉了一个合伙人，合伙人入股之后跟集团谈，问题得以解决，资金压力缓解很多。 我爸在我们小地方做生意还算成功。 跟当地最大集团打交道也比较多。 在遗留问题上跟他们谈判时候是最气人的，包括上边提到的那件事。 在跟集团打交道过程中有我爸欠他们的，也有他们欠我们的。 他们欠我爸的远远大于我爸欠他们的。 结果只谈我爸欠他们的。 我一提到他们欠我爸的，他们就说一码归一码，这事他们不负责。 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能忍着拖着，边想着解决方案。 去年，我又经历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地一人伪造法人签字，私刻公章把我的东西过户了，厉害不，害怕不。 小地方，谁不认识谁，我要往上高，他通过熟人给我说要和解。 一言难尽。 这两年，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情。 不要去抱怨人走茶凉，不要以为当时一些人跟你爸关系很好他就会帮你。 在你最弱的时候，不要把希望寄于别人，靠自己才是最靠谱的。 在最弱的时候不踩你的人都是好人。 在最弱的时候很多人会把你当成蛋糕来切（包括亲戚），不伤及根本不要喊疼。 我会牢记现在仍然帮我度过难关的人，我很感谢我爸的那几个知心好友，对我来说一辈子恩情。 背后捅刀的我也会记着，你们让我更加珍惜真感情，让我历练的更快。 我目标不大，在这个小地方上，总有一天，我还会重新回到我爸的那个高度上。 也总有一天，我会超过我爸。
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都作出了这个选择
1992年，一位老人的讲话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经济的道路。这一年，也是后来中国三位顶级富豪的事业起步之年。
和三个哥哥一起变卖家产筹集到1000元本钱的刘永好，成功经营起了饲料厂，在这一年注册了“希望集团”，刘永好担任总裁兼法人，这个“希望集团”正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 三年后，刘永好和三个哥哥以6亿元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一，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民间家族。
这一年，后来多次登上中国首富榜的王健林，通过政府关系弄到了大连市“棚户区改造”的项目，又通过某银行支行行长的老战友获得贷款，赚到了第一桶金，成立了“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
也是这一年，广东顺德的老师仇启明，跟随着时代浪潮，丢掉了“铁饭碗”下海经商，经过了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在老家成立了“顺德联邦化工有限公司”，后来闻名全国的“嘉宝莉”涂料，就是他的品牌。
他们都是踩准了时代脚步的幸运儿，当他们的财富迅速积累到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程度时，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 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刘永好的女儿刘畅，14岁被送去了美国读书，后来还加入了新加坡国籍。而王思聪更是从小学开始就被送出国，在新加坡的瑞士村小学读书，中学和大学又去了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仇启明则是把女儿仇东平送到了澳大利亚，等她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澳大利亚的公民。
不仅仅是这三位顶级富豪，但凡在那时赚到钱的中国家庭，都将子女送出国为最佳选择，更有太多人想要借着留学的名义，去国外赚钱打拼，如此庞大的留学出国需求，也催生了像“新东方”这样的“中国合伙人”。
从90年代一直到2002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一度达到了6.94:1，也就是说，每7个中国留学生中就只有一人回国。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机会的增多，归国创业也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早年被送出去的富二代们，不管别家的孩子怎样，他们，是肯定要回国的，因为这里有父辈为他们打下的“江山”。
第一批移民的富二代，
开始回国当“接班人”了
2012年，意气风发的王健林曾说：“2020年，我就要退休了”。那时万达的营收刚刚迈入1000亿大关， 他的目标是把1000亿人民币变成1000亿美元，等达成之后就让儿子王思聪正式接班。
从对王思聪的培养上，我们也能看出王健林对儿子成为合格接班人的巨大期望。比如刚一回国就给了王思聪5个亿，让他“白手起家”，去商海磨练。头几年王思聪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做投资，搞电竞、玩主播行业，5个亿翻了好几倍。
可后来连王健林自己都不再提退休的事情了，王思聪还因为投资失败上了“失信人员名单”，王家父子的“1000亿美元”交班目标也只能搁浅。
王家父子的交班搁浅是个“意外”，更多的是多年的精心培养，交班成功的案例。
2010年，有记者在采访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时，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女孩以工作人员的身份给刘永好斟茶倒水，后来才知道，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刘永好的女儿刘畅。
为了让女儿顺利接班，刘永好做了精密的安排。2002年就从美国拿到工商管理学位的刘畅，先是被“雪藏”了10年，这10年间刘畅在父亲安排下，用“化名”去集团的各个岗位历练：2002年到2003年，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03年到2004年，任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04年开始担任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10年时间里，刘永好对女儿下了“封口令”，不允许她公开自己身份，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一直到2011年，刘畅才以“刘永好女儿”的身份，出现在了公开场合。 2013年，刘畅成功接班，成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她接班之后用了七年时间，新希望市值从200亿元到了1000亿元。刘永好在被问及女儿接班后的表现时也说了三个字：“挺好的”。
另一个成功接班的案例，就是仇启明仇东平父女了。
仇启明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涂料企业嘉宝莉化工集团的创始人。相比起前面两位富豪，仇启明本人的名气就小了点，那是因为嘉宝莉化工集团目前并没有上市，所以仇启明一直没有登上过财富榜，不过按照估算，嘉宝莉化工集团的市值也应该在150亿到200亿之间，仇启明家族持股58%，家族资产应该在100亿左右，因此堪称是隐形富豪。
他的女儿仇东平，从小被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并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一开始仇东平表现出来的，并没有想要接班的意思，她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兴趣上。
她先是在澳洲学习法律跟电影，之后又去了英国学习服装设计。2012年仇东平还创办了一个轻奢的服装品牌，并且自己担任了设计师，设计了一系列的服装，参加过多个国际时装周。
但不管仇东平在外面怎样“折腾”，父亲在国内打下的“江山”还是家大业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总不能把肥水流到外人的田里？
于是，从2011年开始，仇东平开始担任公司的董事，2018年，又以“品牌总监”的身份公开亮相，2020年1月19日正式出任嘉宝莉集团董事长。这个成功接班的过程也差不多经历了10年之久。
最为感人的接班，莫过于褚时健和儿子褚一斌了。
2012年84岁的褚时健打电话给儿子褚一斌：“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褚一斌此时在新加坡开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但他还是决定回到云南，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在哀牢山上把2500亩果园变成了亩，将“褚橙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为“富过三代”，
中国企业家们费尽了心机
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贡献，一向有着“”之说：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GDP。贡献了中国经济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贡献了中国经济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企业数量占90%以上。
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已经老去了一代人。
从2000年开始，最早的第一代企业家交班：徐冠巨正式从父亲徐传化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上市公司传化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到最近发生的仇东平接班。这样的财富家族传承的故事，在未来的中国还将不断上演。
第二代的接班人们，大多在年少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出了国，他们接受的是国外的教育，有着高出父母这一辈的文化，也对更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更为熟悉。他们早已拿到国外的绿卡，甚至加入了外国国籍。
更改国籍这一点，其实也更多是出于父辈的建议。
比如龙光地产的纪凯婷，就是加勒比岛国圣基茨的公民，碧桂园的杨惠妍，就是欧洲岛国塞浦路斯的公民。 她们入籍的国家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避税天堂。
通过将大部分财富转移到外籍继承者的名下，成功完成一次避税，还可以以交班的名义“金蝉脱壳”，这样的操作对富豪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只能说为了“富过三代”，大家也是费尽了心机。
但接班人们不足的，是父辈的经验，尤其是在中国开企业、做生意的经验。
王健林就曾经批评儿子说：“不会看眼色说话，在海外长大，怎么想就怎么说。”因此王思聪确实因为言论得罪了许多人，乃至被官方媒体点名批评其“传播三俗”“不以为耻，反以为个性”。
所以大多数的企业家们，都会要求子女低调行事，“闷声发财，关起门来吃肉”的处世哲学，还需要接班人们好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