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分析了动力电池行业对快充技术的内卷持续升级。7月4日，在江苏常州举行的蜂巢能源供应商峰会上，该公司针对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BEV（纯电动车）市场发布了一系列新产品。
在PHEV领域，蜂巢能源推出了适用于800V平台架构的混动三元龙鳞甲电池。这种电池支持超快充，充电倍率高达4.2C，预计将在2025年7月投入量产。与传统PHEV电池相比，这款新产品体积利用率提升了20%，能量密度达到250Wh/kg，为车型提供了55-70kWh的电量选择，最高续航可达350km，已接近部分纯电动车的续航表现。新电池的单位成本也降低了5%。
针对BEV市场，蜂巢能源推出了两款快充产品：基于磷酸铁锂体系的短刀5C超充电池和基于三元锂体系的6C超充电池。短刀5C超充电池能量密度达到188Wh/kg，最高充电倍率可达5C，10分钟内可以完成10%-80%的充电，并具备超过2000次的循环寿命；而6C超充电池在10%-80%SOC区间内，平均充电倍率达到5.2C，最高峰值倍率可达6C，能量密度达到240Wh/kg，适用于即将推出的900V高压架构。
蜂巢能源的这些超充产品都采用了叠片技术，相较于传统的卷绕技术，叠片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存储电解液，提升电池寿命。
除了产品发布，蜂巢能源还分享了其降本策略和经营状况。近年来，锂电池价格持续下跌，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多家企业退出。蜂巢能源通过采用三维多孔原料负极、高强复合涂层技术等制造工艺的改进，显著降低了成本。他们的第三代飞叠技术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成本降低了40%，人工成本降低了15%，并且稳产产线的良率已经达到96%。
在海外市场方面，蜂巢能源积极扩展，并且已经开始向Stellantis和宝马mini等客户大批量供货。预计在2024年下半年，还将有超过10款新车型搭载蜂巢能源电池上市。
蜂巢能源在快充技术领域的持续创新和成本优化，为其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车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现代冲突中，无人机的广泛应用是否已经彻底颠覆了杜黑的制空权理论，这成为了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杜黑的理论在二战时期曾被视为基石，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战争形态的演变，其适用性受到了严峻考验。 杜黑，这位意大利军事理论家，他的理论在二战时期并未能抵挡住实际战场的冲击。 当时的战争格局，如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崛起，以及波尔布特等极端政权的恐怖手段，远超出了杜黑著作中设想的范畴。 美国在二战中对杜黑理论的实践，试图通过摧毁大城市来动摇民众支持，然而，这个看似直接的策略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 战略轰炸的代价巨大，美国战后对这一行动进行了深度剖析，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战略决策影响最深入的研究。 研究结果揭示，初期轰炸确实引起德国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但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依赖于政府的资源分配，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反而增强，不满情绪并不能转化为实质的反抗力量。 工厂和工人住宅区的袭击，使工人阶级感到无助，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纳粹政权的依赖。 美国的战略轰炸策略随之转变，从攻击生产设施转向交通和能源系统，破坏德国的化工和电力设施，直接导致了德国军工的瘫痪，远比大量轰炸工厂效果显著。 对铁路线的打击则打断了物资和部队的调动，促使前线防线的瓦解。 在海湾战争中，这种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打击成为主导，即使敌人拥有大量人口，没有基础设施也难以维持有效作战。 进入现代，无人机的智能轰炸技术更侧重于精确打击，目标集中在敌方关键设施上，如电力和通信网络，目的是直接削弱敌方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行动。 这种做法并非出于煽动民众情绪，而是直接打击敌方的核心支持系统，以降低其战斗能力。 综上所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确实挑战了杜黑的传统制空权理论，它通过精确打击和破坏敌方基础设施，实现了更为高效和直接的战争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过去的战略观念。 然而，这种颠覆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战争策略适应性与技术进步的结合，展现了现代战争形态的新面貌。
北约全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是在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对峙的格局下成立的：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十二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 同年8月24日各国完成批准手续，由此宣告了北约组织的成立。 1952年2月18日北约接纳希腊和土耳其成为新成员；1955年5月6日当时的联邦德国被接纳为新成员。 1955年5月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向北约方面传达过一个信息：苏联有意加入北约。 用赫鲁晓夫的话说：“北约的存在对东欧和苏联具有挑衅性。 如果接受苏联成为北约一员，那么这种性质马上会出现改变”。 苏联是希望通过加入北约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美国这时一门心思想的却是如何遏制苏联。 北约作为一个防务体系是需要有来自外部的所谓“共同敌人”的。 如果接纳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势必动摇美国这个带头大哥在北约内部的地位。 美国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施压后北约方面明确拒绝了苏联的提议。 这使苏联充分意识到自己同北约之间的地缘战略空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这种形势促使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当时的民主德国八国于1955年5月14日签署了华沙条约。 至此同北约对立的华约组织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冷战对峙的格局。 在这样的格局下北约的首要战略目标被定位为防范华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军事议题成为北约安全战略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 北约曾对苏联阵营可能发动的军事打击进行过诸多假设。 在当时北约预想的各种对苏作战方案中西德、法国和低地国家很可能是守不住的。 北约所制订的对苏作战方案中盟军几乎无一例外会一路退守到比利牛斯山脉，直到海运和空运而来的美国援军在西班牙登陆后才开始展开战略反击。 西班牙因此被视为是北约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这时的西班牙却并不是北约成员国。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国对西班牙确立了以下目标：开发西班牙的军事潜力、讨论建立海空军基地......美国最终的长期目标是让西班牙加入北约。 1953年9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签署了《美西共同防卫援助协定》。 美国就此在西班牙领土上有了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基地。 在双方的秘密换文中约定：美军可以使用上述基地展开对苏联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西班牙还将与美国互通情报。 1954财年到1961财年美国以无偿赠予的方式为西班牙提供了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同一时期美国对韩国的军援力为平均每年1亿美元。 韩国毕竟处于冷战最前线，而西班牙只是北约预想中的最后防线。 由此可见美国对西班牙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在1962财年到1982财年美国又分别以贷款和赠予的方式向西班牙提供了7.27亿和5.11亿美元的援助。 1982年西班牙被北约正式接纳为新成员。 西班牙这么晚才加入北约主要是由于自1939年4月起实际执掌西班牙国家大权的佛朗哥政府是由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扶植起来的法西斯政权。 尽管佛朗哥在二战中审时度势后明智地选择中立，从而避免了像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一样的覆灭命运，但在战后西班牙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 当时西班牙在联合国、北约、欧共体等国际组织中都受到了排挤。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后恢复君主制。 1976年7月1日胡安·卡洛斯一世任命原国民运动秘书长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为首相，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 至此西班牙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北约在这种大背景下正式接纳西班牙为成员国。 1989年9月下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相继发生政坛剧变。 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开放“柏林墙”。 1990年3月18日东德组成了以德梅齐埃为总理的由基民盟、自由民主联盟和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1990年5月18日东德联合政府同西德方面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同年8月东德人民议院决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并于8月31日同西德方面正式签署两德统一条约。 1990年9月24日民主德国正式退出华约组织。 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原来东德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建制而改为5个州。 两德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存在，而原华约成员国东德则已不复存在。 1991年7月1日作为北约冷战对手的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华约解散后北约继续存在的意义开始受到质疑，然而作为北约领头羊的美国却认为这正是大举向原苏东阵营地区扩张的天赐良机。 1999年3月24日至6月10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凭借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技术武器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持续轰炸。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遭到北约导弹袭击。 战争结束以后北约成功将俄罗斯的势力彻底挤出了在东欧的原有势力圈。 正是在1999年北约进行了第一轮东扩：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三个前华约成员国为北约的新成员。 2002年11月21日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达成了第二波的东扩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7个国家加入北约。 2009年4月1日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同时加入北约。 2017年6月5日黑山共和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 至此北约一共有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荷兰王国、比利时王国、卢森堡大公国、西班牙王国、葡萄牙共和国、丹麦王国、挪威王国、冰岛共和国、匈牙利、希腊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加拿大、克罗地亚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黑山共和国29个成员国。 这29个成员国中美国所扮演的是领导者的角色：美国现役官兵人数约为134.7万，各类后备役部队约为80.8万人。 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全球最大规模的航母编队。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也有支撑战争的强大经济实力。 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明显强于其他28个成员国。 从2019年5月3日起开始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托德·沃尔特斯空军上将就是美国人。 从北约成立以来美国就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科索沃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军事行动都是由美国领导北约展开的。 英国和加拿大在北约中属于美国的铁杆追随者。 这两国和美国是同文同种的英语国家，而且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 长期以来这两国在外交上所奉行的就是追随美国的策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德两个欧洲大国：法国是北约成员国中极少的没有美国驻军的国家。 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成立的初衷就是在当时的美、苏两极之外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所以欧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美国始终处于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法、德两国恰恰正是欧盟的主导者：在英国脱欧之前欧盟的主导就是英、法、德三驾马车，英国脱欧之后欧盟的主导者就是法、德两国。 法、德主导下的欧洲在经济上弄出个欧元与美元竞争。 2018年6月25日法国甚至拉拢德国、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爱沙尼亚、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防长在卢森堡签署“欧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承诺组建一个欧洲联合军事干预部队。 此举摆明了就是要在北约的框架体系之外组建一个足以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欧洲军事联盟。 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原东欧阵营国家是北约在东扩过程中收获的新成员。 这些国家加入北约本身就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地缘博弈的此消彼长。 这些国家身处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自然希望寻求外部保护。 随着苏联解体后这些原东欧阵营国家逐渐倒向北约为的就是依靠北约集体防卫的优势制衡俄罗斯。 波兰之所以那么迫切希望让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也就是这个原因。 目前乌克兰国内也有部分政治势力主张加入北约，但为避免激化与俄罗斯的地缘冲突始终没敢迈出这一步。 土耳其在北约成员国中是一个另类：拥有现役部队63.9万人的土耳其军队是北约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常设部队，不过就土耳其军队的装备现代化水平、军事体系、后勤保障、战争潜力等方面比之英、法、德等国尚有不小的距离。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中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心理隔阂。 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却并不会盲目跟随美国领导的北约参与对外军事作战行动，土耳其是否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从来都是根据自身利益自主选择的。 希腊是北约成员国中与土耳其矛盾最大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爱琴海里坐落着2500余座岛屿，但其中的2400多座属于希腊，也就是说土耳其人游个泳的功夫就可能误入希腊的领海。 这样一来希腊等于直接将土耳其封锁在了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进出爱琴海从此需要看希腊的脸色。 长期以来希腊与土耳其就围绕领海权益争端不断，况且历史上希腊曾被土耳其征服过也使双方积累了不少宿怨。 土耳其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一直存在心理隔阂，而希腊则成为了其他北约成员国制衡土耳其的角色。 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在北约成员国中所起的作用比不上美、英、法、德等国，但也并不只是可有可无的打酱油角色：意大利作为G7成员国是欧洲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之一，西班牙则扼守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 拥有航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海军实力上仅次于美、中、俄、英、法、日、韩、印之后（位居全球第九位和第十位）。 至于荷兰则是一个航运大国和科技创新强国：荷兰的鹿特丹港是全球第十大港口，闻名全球的光刻机则体现了荷兰的科技创新实力。 北约成员国中真正打酱油的角色是冰岛、卢森堡等几个小国。 冰岛根据宪法不设常备军队，所以冰岛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没正规军的国家。 冰岛唯一具有准军事性质的武装力量是100人左右的海岸警卫队。 卢森堡由陆军、宪兵和警察组成的卢森堡武装力量总兵力只有2114人：陆军930人、宪兵682人、警察502人。 在战时状态下北约想靠这两个国家提供帮助是不现实的。 像冰岛、卢森堡这样的国家纯粹顶着北约成员国的名义依靠北约集体防卫体系获得安全保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装甲作战（AW）一直是地面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坦克和重型装甲机械化车辆的使用极大促进了部队在炮火下的机动性，并允许以前所未有的集中兵力进行机动战。 尽管装甲车保护乘员免受小或中型口径弹道武器和弹片的伤害，但如果暴露在穿甲反坦克武器下，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死亡陷阱。 因此，对于战场医学来说，装甲车的引入意味着与反坦克武器相关的具体挑战。 反坦克地雷的目标是穿透装甲车辆的地板，造成下肢和骨盆爆炸伤、轴向骨骼和创伤性脑损伤。 火箭推进榴弹或高爆反坦克(HEAT)子弹能够穿透坦克装甲，造成爆炸和烧伤。 反坦克导弹，在联合武器战中，反坦克空袭造成爆炸和烧伤。 反坦克武器和地雷会引起冲击波，这可能会导致创伤性脑损伤，重复的爆炸暴露可能会导致“炮弹休克”，这是一战中创造的一种诊断，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
如果医疗单位没有像其他AW单位一样配备专用车辆、装甲和全地形能力，那么AW造成的伤亡人员很难由医疗支援人员后送。 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装甲部队可以在一天内从中心战区移动150公里。 这些距离需要高度机动的医疗支援单位或医疗后送直升机，以便于治疗和快速医疗后送至更高层次的医疗机构(Role2–3)。 后者是过去几十年冲突中死亡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罗斯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奥佩尔在1916年提出了“治疗和后送系统相统一”的原则——使用皮罗戈夫原则，该系统将伤者后送到其他医疗救助点，确保后送阶段的治疗连续性，并根据分诊优先顺序进行仔细的医疗留观。 该系统在二战期间由几个国家开发并成功实施，如苏联和美国。 从受伤发生到接受适宜医疗救治的时间间隔越来越受到重视。 缩短这一时间大大降低了伤员的死亡率。
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多国军事战斗医学已经建立并验证了战术战伤救治（TCCC）的概念。 现在已经有了有效的止血带(战斗应用止血带CAT)、止血剂、胸腔穿刺减压和低血压复苏的治疗指南。 在随后的武装冲突中向伤员提供援助时获得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影响了许多医学领域的发展，加速了转运和医疗隔离等组织问题的改善，并成为创建向伤员提供援助的民事模式的基础。 在这十年的战场上，AW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2011年以来，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军队使用了多种AW武器系统，包括坦克和反坦克武器。 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分裂主义叛乱期间，自2014年和2020年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以来，现代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系统在战斗中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事实上装甲和反坦克系统直到现在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关于最近战场上机械化AW伤害的报道。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武器、技术和作战系统的发展，所有关于AW造成的伤亡的讨论都暗示着存在一个特定的与武器有关的伤员后送系统。 本综述旨在总结关于AW相关损伤的发生率和致伤类型、医疗预后和管理限制的公开文献和报告。
AW的发展和伤亡估计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世界人口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等因素，军事行动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 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人口将大大增加(90%)，这表明这些国家容易受到政治和社会动荡、恐怖主义、灾害、武装冲突和使用AW的影响。 尽管技术不断发展，但在城市战场上应用AW仍存在局限性。 与以往的战争类似，现代冲突中的伤亡估计对军人和平民都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很难预测近代史上战争的确切伤亡人数，因此大部分只编写了描述性和轶事性的说明，没有简单的估计方法。 但是，需要对伤亡率进行数学外推，使医务部门能够设计业务医疗保障结构和战斗减员替补人员。 库恩提出了第一个预测伤亡率的现代尝试，通过研究二战、朝鲜战争以及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的伤亡人数，使用了三个参数:(1)按梯队划分的部队规模和组成;(2)所考虑的时间段;(3)总体行动设想及其随着行动演变的部队任务。 尽管库恩的估计是为了满足北约/华沙条约组织的作战要求而设计的，但在当今“低成本/无成本”冲突的环境中，只要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评估，它仍然具有作为工具的价值。 现代卫勤计划制定取决于几个因素，例如任务类型、敌人的组织、部队的训练和经验、武器和战争使用、地形、时间、情报和作战概念。 因此，结果将在不同的战场情况和大小战斗中提供不同的数字(表一)。
越南战争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城市战斗在行动中造成的伤亡率高于由同类部队针对同一敌人进行的非城市作战。 尽管医疗资源充足，并受过良好的野战医疗技能训练，但它们没有准备或组织起来应对与这类战斗有关的特殊挑战。 1982年在黎巴嫩的15周战争中，大约30%的以色列伤亡来自步兵师，14.1%来自坦克机组人员(1973年战争中为28%)。 集束炸弹是造成伤亡的一个常见原因(3.7%)，它们要么直接从飞机或火炮发射，要么作为辅助武器在战场上爆炸。 指挥官人群的伤亡人数为11%，而其他单位的伤亡人数均低于9%。 53%的人死于炮弹、迫击炮、加农炮和火箭炮，11.6%的人死于子弹，2.3%的人死于爆炸，其余的人死于一两种原因的组合，或者不明原因。 在城市和非城市战斗中，步兵的战场伤害比例最高，分别为56%和43%，其次是装甲部队17.1%和34.8%，保障部队21.1%和16.6%。
由轻型、中型、重型坦克和轻型装甲车辆组成的AW已经使用了近100年，并在不同的冲突中使用，目前仍在许多情况下使用，如常规冲突、紧急突击、中小叛乱和维持和平行动。 以往关于二战的研究表明，装甲部队的伤亡人数约占总伤亡率的13.6%。 对每月伤亡人数的估计显示，军队各军种之间存在差异;然而，只有55%的战斗伤亡是真正无法挽回的。 此外，报告的装甲部队战斗伤害的机制是50%的弹道损伤，5%的钝性损伤，5%的冲击伤，25%的热损伤，和15%的多重致伤因素组合，这也表明每一场冲突可能有其自己的伤亡情况。 文献还提供了以前武装冲突中受伤地点(表二)和死亡原因的资料。 然而，仅用AW处理特定数据是有限的。 Leitch等人报道，非城市冲突中装甲部队造成的伤害是城市冲突中的两倍。 根据这些报告进行简单计算，如果基本医疗后送系统按计划运行，现代战争中农村地区的伤亡人数将在13-14%左右，城市地区将在6-7%左右。 死亡率可能在5-10%左右。
AW的死亡和发病原因
先前和最近的研究表明，爆炸和弹道伤害、加速和减速伤害、热伤害和毒性伤害仍然是AW期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然而，现代战争甚至显示出枪伤和其他机制的增加，如跌倒和殴打，以及越来越多的烧伤。 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增长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增长，还是军队意识到了民事登记的价值并提高了登记质量。
弹道损伤是指射弹与人体的相互作用，造成穿透性或钝性创伤。 冲击波伤害是由炸药爆炸产生的快速压力波造成的，可同时对一名或多名受害者造成多系统、危及生命的伤害。 室内爆炸造成的伤害最严重，后果最严重。 幸存者主要有一级和三级爆炸伤。 二次爆炸伤害主要发生在露天和/或半露天的自杀式爆炸中。 危及生命的伤害涉及肺部和中空内脏。 缓慢增加的压力波(> 0.5 s)通常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肺损伤发生在500千帕左右，在2500至3000千帕的水平上，50%的暴露者死亡。 鼓膜破裂发生在大约50千帕的过压下。 射弹碎片或小碎片造成的弹道伤害与其他弹片伤害类似。
加速和减速伤害是指当车辆暴露在爆炸中（如坦克地雷）并被抛到空中时发生的钝性伤害。 热损伤发生在未受保护的皮肤上，温度升高超过43.3摄氏度，直接接触热金属、液体或热射流会导致更严重的伤害。 吸入烟雾会对上下呼吸道造成严重的热损伤。 当有毒烟雾和烟雾在车内释放时，热射弹最常造成中毒伤害，这也可能导致缺氧。
子弹或弹片产生的空化、翻滚和二次碎片可能会导致装甲车上乘车士兵的重要器官受到多模式损伤。 子弹对组织的冲击以空化过程或直接传递能量为特征，并导致四肢肌肉、骨骼和血管损伤。 所有高能枪弹都应被视为受到污染，并应进行相应处理。 稳定骨骼、软组织救治、充分覆盖外伤和恢复肢体功能是治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严重粉碎的情况下，骨丢失和软组织覆盖，以及保持肢体对齐和关节一致性恢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美国军队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最新情况中，简易爆炸装置和枪击是两种主要的伤害机制（分别为40%和9%）。 其他引用“红十字会有限冲突统计数据”的报告显示，23%的人因地雷受伤，26%的人因子弹受伤，46%的人因弹片受伤，2%的人因烧伤，3%来自其他致伤原因。
AW的特定伤害和并发症
俄罗斯参与不同战争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士兵头部和颈部、胸部、腹部、骨盆和四肢受伤。 然而，与美国陆军和其他北约国家的数据相比，肢体受伤率没有改变。 这可能更多地反映出俄罗斯在军事冲突中使用的战争类型以及他们实施的保护措施。 美国陆军和北约国家的报告中涉及了类似的外伤解剖位置。 然而，这些报告显示，自海湾战争以来，头部、颈部和四肢受伤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上升到一战期间的水平。 相反，腹部和胸部的损伤正在减少。 这些结果可能是由于保护措施的改进，以及战争从野外环境向城市环境的转变。 在最近的冲突中，爆炸装置和枪伤是造成伤亡的主要原因。 多达15%的人被烧伤。 在一项研究中，约45%的伤亡者在两个以上的部位受伤。 只有一个部位受到枪击伤害的伤员比例高于爆炸物伤害的类似伤员（78%和46%），由于血管损伤而导致死亡的原因主要来自颈部。
1.肢体受伤和截肢幸存者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截肢人数稳步增加：从二战的2.5%、朝鲜战争的3.1%、越南战争的5.3%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10%。 这是由于爆炸物、枪击、坠落、机动车辆事故和其他原因造成的肢体伤害越来越多。 此外，防弹衣的使用减少了致命躯干损伤的数量，有利于存活的肢体损伤。 虽然肢体损伤的处理已经有所改善，但长期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文献回顾表明，截肢者患心血管疾病、肥胖、关节疼痛、骨关节炎、腰痛和假肢疼痛的风险很大（50-80%）。
2.燃烧
由于装甲车是封闭空间，反坦克武器穿透装甲板会导致车内突然受热。 反坦克武器的改进和爆炸伤的增加导致烧伤和吸入伤的增加（在现代战斗中高达25%）。 后者应导致立即需要气管插管，尤其是合并其他损伤的伤员。 与爆炸伤相关的烧伤可能涉及平民和军人，需要从事故现场到入院和重症监护治疗的一系列精心组织的分类和医疗救治行动。
3.创伤性脑损伤
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主要原因是穿透性损伤，其次是剪切性和穿孔性损伤，由弹片和破片、枪弹、导弹弹丸和爆炸物引起。 大约有3-6%的人受到进一步感染，8-9.5%的人死于受伤。 除了立即死亡和出血、感染等短期术后并发症外，超过25%的幸存者还患有创伤后癫痫和抑郁症等晚期并发症。 轻度创伤性脑损伤与认知功能障碍、炮弹休克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
后送系统对AW伤亡的影响
转运时间和从现场后送受害者的重要性是公认的事实，一些文献强调了其重要性。 缩短转运时间大大降低了受害者的死亡率。 受伤者的死亡率与从受伤到接受专科治疗的时间成正比。 专家医疗援助救治点尽可能靠近前线，以确保受伤士兵能够迅速获得最佳治疗。
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直升机后送伤员，美国陆军在战区内部署了专业医疗救援点，即陆军机动外科医院。 当代军事经验证实，初期医疗救治与快速后送到提供最终治疗的中心相结合，对受伤伤员有好处。 目前，由于高效的野战医疗服务和正常运行的救援系统，多达98%的未在战斗中立即死亡的士兵得以获救。 一些作者认为，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伤亡人数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AW期间的后送支持不足，导致头部、颈部和四肢受伤增加。
讨论分析
一般性反思
俄罗斯最近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行动表明，常规的、高强度的陆战将重新出现，其中AW将被大量使用。 这种高度集成、同步和有效的方法带来了一些独特的挑战，并导致了一场对未乘车步兵和防御地面作战战术具有高度影响的战斗。 具体而言，综合防空系统和战术防空系统的先进性降低了任何陆军可能的空中优势。 对于中小型国家来说，现代武装冲突意味着突然爆发、快速和高强度的战斗，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机械化或装甲化战争的医疗后果主要是爆炸物和枪伤造成的伤害，如果没有适当的医疗救治，超过50%的病例在最初24小时内无法存活。 在城市战争中，直升机快速后送伤员可能不安全，也不可能，而且可能需要装甲救护车来安全后送伤员。 尽管如此，快速后送对于最常见类型的损伤的最终救治是必要的，即通过立即分类、复苏和稳定，增加肢体和烧伤救治器材的数量。 对“拯救生命和肢体”的外科干预的需要应该促进建立由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组成、配备必要医疗资源的前方外科团队。
伤亡的不确定性
伤亡人数和受伤类型的估计是影响战争创伤医疗管理结果的重要因素。 然而，没有特定的方法或仪器可用于计算这些数字，历史上，受伤率因解剖部位而异，从个位数到70%不等，尽管死亡率从1%到30%不等。 此外，城市战争、AW的重新出现、新技术（如无人机）的使用，以及越来越多的平民参与，增加了使用以前估算的不确定性，并要求使用新的估算工具和方法。 此外，由于其混合战争的特点，现代战争不仅需要一个物理或身体伤亡评估工具，还需要一个评估心理健康状况的工具。 这种估计需要收集准确的野战医疗数据，并推动军事伤亡登记的实施。
现代战争创伤的限制因素
战场和后送期间医疗救治的不断改进，以及单兵防护装备的使用，减少了胸部和腹部致命的战争伤害。 尽管如此，肢体损伤、烧伤和脑损伤的数量仍在增加。 尽管这些损伤可能具有更好的生存能力，但仍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可能会改变其医疗管理的结果。 在许多与战斗有关的肢体损伤中，需要外固定；然而，手术器械的供应可能是军事和民用医疗系统的一个限制因素。 需要为近距离应用设计的替代方法和/或工具来缓解这一问题。 此外，随着截肢者人数的增加，包括假肢在内的短期和长期康复需求非常高，可能会超过现有资源。 应考虑将骨科医生纳入创伤分级救治团队。
不同级别的烧伤需要立即处理和外伤治疗。 与导弹袭击和爆炸有关的吸入性损伤风险很高，需要为快速插管做好技术和器材准备。 这不仅是现场的一个限制因素，还增加了对气管插管装置、快速插管技能和重症监护的需求，以及需要采取教育措施来确保未来麻醉师的能力。
后送至关重要
伤亡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因素，例如后送的可能性、地形、人口统计，以及现场评估和治疗主要受伤的能力。 在贝鲁特行动期间，一家美国后送医院在该市以南3公里处展开。 这一距离要求便于对现场伤亡人员进行充分管理，并将其安全后送到最近的手术机构。 在未来的现代战争中，平民院前转运链及其军事伙伴之间需要进行合作，以启动一个可靠的系统，将伤员从战场转移到最终救治机构。 美国在降低伊拉克战争伤亡人数方面的成功与他们的医疗后送能力有关，尽管俄罗斯人在车臣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后送系统的故障。
小结
在现代军事冲突中，装甲作战再次出现，肢体损伤、烧伤和脑损伤的数量增加。 就连小武器和轻武器也在机械化战场上造成了一些徒步士兵的死亡。 城市战争的特点和预期的战斗伤害要求对医疗保障进行前瞻性部署，强调伤员后送路线规划的重要性。 由于可靠数据或军事创伤登记册的可用性有限，最新的军事伤亡估计仍然是一个公认的勤务理论缺口，需要世界各地的武装部队加以解决。 现代战争伤亡管理需要各级专业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这表明需要采取培训教育措施，为护士和医务人员提供比以往冲突更高比例的医疗救治和管理能力及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