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6.1%，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外贸回暖来之不易。更受关注的是，如何继续稳外资、提升外贸，进而推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后称《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近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专访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仅是制度性、流动性或创新型的，更需应对地缘政治化、泛安全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同时保持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张燕生特别强调，面对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的挑战，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关键在于加强人文交流。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才能建立战略互信，实现共同利益，并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对于下一步如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张燕生认为，重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保持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
一、 加入WTO的意义以及后过渡期应对措施我国加入WTO的目的，是为了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快国家的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时的判断是加入WTO有利有弊，利大于弊。 四年过去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从总体上看，预期的目的实现了，并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 加入WTO，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了对外开放步伐；获得了制定世贸规则和参与处理贸易争端的权利。 我国在WTO的份量是很重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从不利方面看，当前主要碰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二是政府对经济的各种管理遇到前所未有的难度和挑战。 对此必须认真面对，并要研究面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办？主要有两条：第一，关键是要保持好我国外经贸的发展势头，既要有速度的发展，更要有质量的提高，要实现由量的发展转变成质量的提高，这一条很重要。 不保持发展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国际环境不是总给我们发展的机会，世界经济发生突变的事件很多，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国的经济能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就有助于防患于未然。 第二，一定要全面、准确地履行我们的承诺。 承诺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权利。 不要只看到承诺都是义务，而没有权利。 实际上权利和义务是紧紧扣在一起的，每一项承诺都有它特定的含义，有它特定的条件。 必须全面和准确地来理解承诺，承诺当中既有义务也有权利。 我们承诺纺织品特保条款，并不是迎合欧美，主要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缓解他们对我挤占市场的担忧，因为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的竞争者，但是这种承诺是有条件的。 二、对外贸易发展问题第一，对当前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发展，应有一个认识。 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是过快的外贸出口；另外，还出现了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贸易摩擦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发展外贸，特别是出口，有两个选择：一是抑制它的增长，来弱化这个矛盾；二是优化它的增长，在优化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 正确的选择应是第二种。 现在不是要不要保持外贸发展，而是如何优化外贸发展。 不发展外贸，市场丢了再打进去是很难的，不发展是不行的，不转变也是不行的。 如何进行优化，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优化出口的大结构。 目前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比重特别大，服务贸易的出口比重很小，在服务贸易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到时候了。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都应该优化。 第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关键是要在市场条件下，用经济政策来调解。 建议适当增加劳动力成本，适当增加国内资源成本，适当增加环保成本。 要制定各种经济措施来提高劳动成本，对劳动者必须上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劳动条件、生活条件都应符合最基本的要求。 提高国内的资源税，我们国家的资源本来就少，应该考虑提高资源的成本，提高资源成本采用收取资源税的办法。 提高环保意识，谁制造污染就让他不能挣钱，或者少挣钱。 这几项政策下来以后，就会促使企业搞精加工的、深加工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这就优化了我们的商品结构。 但只能是适当的增加，增加多了，丧失了企业基本竞争力是不行的，他们也难以承受。 适当的、逐步的增长，既有利于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贸易摩擦问题有贸易就有摩擦，这不奇怪。 当前贸易摩擦还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 至今，所有引起摩擦的商品总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有限，影响不了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媒体更不要炒。 不要把贸易摩擦政治化，它影响不了国家关系，美欧是同盟，美日是同盟，他们的贸易摩擦比我们大，照样是同盟。 经济就是经济，贸易就是贸易，关键是要用贸易的方式来解决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固然有，如我们选择好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好我们的战略，什么摩擦都好解决。 如果自身发展不好，什么都不好解决，主要是靠自己的发展，靠自己的实力。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述祖，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关系，并提出了某些独特的见解王述祖的主要观点是：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许多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其实是无法分开的。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必然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变化也必然作用于文化，使文化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经济全球化也就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 实际上，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经济的开放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文化的开放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全球化。 没有文化全球化做基础，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完全实现。 现在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决策，除了考虑一国的投资硬环境之外，对东道国的文化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集中地表现在跨国企业中的跨文化管理。 如果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不能成功地处理好企业内部的“文化差异”，就必将导致“文化冲突”。 20多年来，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取得成功的跨国公司，无一不是在这方面投入巨大的力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大多数国家接受了市场经济文化，这种全球性文化成分的形成使封闭的国家意识到，市场经济文化对于本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本身就是思想观念的一种解放。 对市场经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又会进一步促进该国走向开放。 文化全球化中世界性文化成分的本土化，使得该国具有与其它国家经济交流的文化基础，便利了本国经济向世界的融合，客观上促进了该国的对外开放进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融合性越强，就越有助于改革开放的深入。 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之间为了相互交往的需要，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许多“国际惯例”。 这些国际惯例，是不同国家之间对相互行为准则认同的结果，是对交往中不同国家的利益、主权和尊严的尊重。 而这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又必须以共同的文化认识为前提，没有共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不可以建立起共同的行为准则的。 所以，文化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性文化成分，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国际惯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前提。 而文化全球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加深了各国对他国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加快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 三、全球化给民族文化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人类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但是多元并不排除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吸收、借鉴乃至改造。 文化全球化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迅速了解掌握世界最新经济管理知识、广泛交流学习的宽松快捷的各种方便条件，使我们经济改革的基础要素更为丰富。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新形势下我国出口政策转型问题阐述了颇有现实意义的见解张燕生认为；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经贸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通过引入外部压力和市场经济因素，来促进改革和发展。 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调整期，长期以来的外汇缺口、资本缺口和供给缺口，已转化为知识缺口、竞争缺口和需求缺口，需要完成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这个转型的重点应是，从鼓励出口和外商投资，向构建公平竞争平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既要重视出口，也要重视进口；既要重视国外企业主动利用我国的优质要素和资源，引入外商投资；更要重视我国企业主动利用国际优质要素和资源，将外商投资的技术人才和管理，转化为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既要重视构造低成本生产中心，更要构造低成本创新中心、服务中心；既要重视外商发展加工贸易，更要重视国内企业发展加工贸易。 这个新战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逐步建立一个有全球视野、大国责任和公平非歧视性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二是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即发展以内需为本、外需为辅、以我为主、差异竞争的内需型经济增长机制。 二、有关出口政策转型的具体建议和想法，主要有：（一）我国应在确保出口和就业增长不下降的前提下，调整出口政策。 （1）加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享有的政策措施的并轨。 （2）实施“以产业鼓励性政策为主、区域优惠性政策为辅”的政策新体系。 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以区域政策加外资为主导的。 如规定一般地区税率为33%，沿海沿江沿边为24%，特区开发区及高新区为15%，外资15%。 （3）重视进口和外资本地化的政策措施。 （二）积极培育民营企业的出口增长能力。 （1）培育中小民营企业，切实帮助他们解决融资、技术、信息匮乏等诸多困难。 （2）帮助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和攻关以及技术扩散和转让。 （3）鼓励企业的社会责任，重视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 （三）创造有利于新出口部门成长的新制度环境。 （1）构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重视外资经济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及配套。 （2）从“摸石头过河”向立法、依法、执法和重视法制转变。 尤其是进一步与国际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接轨。 （3）从市场和政府交互增进，向建立较完善规范的市场机制方向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由主导转向公共服务。 （4）重视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互动，鼓励国际合作和主动使用国际优质要素。 （四）研究制定新形势下的出口战略。 （1）研究制定与成本上升相协调的结构升级战略和机制。 （2）研究制定外部摩擦压力下的出口政策调整。 （五）加快向有全球视野、负责任的经济大国转变。 （六）培育出口企业的新能力。 需要形成和扩大我国在能源、资源、市场和货币的全球或地区的影响力；形成和扩大我国在运输、通讯和生产、服务网络的全球或地区的控制力；形成和扩大我国的全球化综合运作经验和能力。 加快实现国际优质要素的本地化，和本地优质要素的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进程。 商务部规财司副司长李荣灿，就“十一·五”外经贸发展规模问题，做了分析李荣灿提出，我们不能定一个很低的目标。 当今，我国部分产业出现了过剩，需要寻找外部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依赖国外的市场。 另外，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适度保持外贸的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 但在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后，也不能定一个过高的规模和目标。 第一，“十一·五”期间主要的任务不是规模，规模的扩大已经不再是“十一·五”的主要目标，主要目标是放在提高效益和质量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应该有过快或者过大的规模，因为当我们追求效益和质量的时候，一定会牺牲一部分规模和速度。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了一条出口导向性的发展经济道路。 当前，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的是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压力。 去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以后，今年2月16日人民币汇率的基准价已经到了8.0495。 从宏观经济走向看，我国汇率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 过去鼓励出口的汇率水平、汇率机制都在改变。 第三，2003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均高于GDP的增长。 从2003—2005年分别高于27、25和13个百分点。 这种增长超过一个合理界限时，就会导致原来平衡关系的破坏。 第四，近10年来利用外资的加快，成了对外贸易非常强劲的增长动力，以后这个步伐会不会继续加快，产业的转移会不会像以前那么快，这些都需要给予关注和考虑。 第五，从周期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趋于周期的波峰。 今后国际经济发展趋向如何，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六，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在国际市场上我已成为众多贸易伙伴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会带来新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同时我们还受到了自身资源和环境的制约。 鉴于上述因素，制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是不合理的，把对外贸易的规模定在增长10%到15%这样一个区间是适合的。 10%以下，整个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15%以上，可能会对整个经济带来一些新问题，选择10%到15%之间比较合理。 另外，他还强调，在“十一·五”期间，外经贸战略要实现四个转变：第一，从增长方式上，要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 第二，从竞争层面上，不能再用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进行竞争，要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 第三，从贸易的结构上，从过去追求扩大出口向贸易平衡转变，第四，从发展战略上，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着重探讨了未来外经贸发展趋向隆国强提出：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会保持。 近两年来，虽然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国家开始重视环境和资源成本问题，但由于我们的技术创新以及生产和劳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会抵消这些不利因素。 二、外贸出口仍会保持高速增长。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投资驱动以后，形成了大量新的产业和产能，他们要到外边去找出路。 这种国外、国内投资驱动模式，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另外，随着企业的深化改革和竞争力的提高，都会继续推动我国的出口有一个高速增长。 三、外部的环境将会日趋严重，贸易磨擦将会增多。 要看到贸易摩擦背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期待和担心。 很多国家对我国既有期待，又有恐惧。 中国“威协论”实际上是恐惧后面的各种担心。 对此，要认真对待。 四、面临的新问题将会增多。 比如知识产权、标准化问题。 当贸易结构要改善、升级时，就会发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面临知识产权的问题越来越多，知识产权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制约日益严重。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重大调整时期。 为使对外贸易能保持持续的发展，顺利地实施调整，需要共同认真研究好如下几个问题：关于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关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关于外贸发展的主体；关于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关于贸易发展与投资的关系；关于汇率与贸易发展的关系；关于外贸发展的品牌战略；关于创新战略与外贸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董事长苗耕书结合其工作实践和经验，论述外经贸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苗耕书认为，外经贸企业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主要是，明确战略使命、战略远景、核心价值和执行力度，从企业的产业结构上、组织架构上、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和调整，延伸企业的价值链。 企业的发展战略，必需与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制定企业发展战略，首先，要借助资深专家的协助，求助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帮助和谋划是极为重要的，他们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对此，我们要服气。 其次，要注意内外结合、上下结合。 内外结合就是用外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应当承认，国外的管理理念是西方市场经济长期积累的经验，比我们的管理理念先进，但也不能完全听从，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 第三、必须与企业现实情况相结合。 例如，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有的专家提出，公司放弃贸易，主要从事保险、旅游和高科技三大主业。 这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五矿公司定位仍以贸易为主，实行多元化，技术创新，以客户为中心，提高增值服务。 战略目标确定后，必须考虑是否有实现的条件，好的发展战略，如果没有实施好照样失败。 没有实施能力的战略目标不要任意提出，目标的制定和实施的能力是同样重要的。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陈泽星，介绍了对我国各省市吸收外资业绩和潜力，测算方式和结果陈泽星提出，一、业绩指数的概念，就是吸收FDI的成功程度。 测算的公为：某国FDI/全球FDI吸收FDI业绩指数=————————某国GDP/全球GDP测算出大于1的是比较成功的，小于1的为不够成熟的。 在2002——2004年，大于1的有：上海、江苏、广东、天津、辽宁、北京、江西、福建、海南、山东、浙江；小于1的有：湖北、湖南、广西、陕西、河北、重庆、安徽、内蒙古、宁夏、吉林、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青海、云南、贵州、甘肃、新疆、西藏。 二、引资潜力，是根据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30个方面的引资条件中，选择可量化的7项指标进行测算。 主要有：人均GDP，实际GDP的增长，出口占GDP的百分比，百人电话数量，人均能源使用量，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大学本科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根据测算，在2002——2004年，全国各省市引资潜力指数从大到小的依次名列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宁夏、山东、内蒙古、山西、辽宁、福建、河北、陕西、青海、新疆、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西、甘肃、重庆、四川、安徽、湖北、广西、海南、贵州、湖南、云南、西藏。 旅日学者、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马成三，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趋向做了论述。 马成三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不够好，但经贸关系仍处在一个最好时期。 在日本的贸易伙伴中，中国位居第三位，但在技术引进方面则位居第二位，2005年日本对华投资同比增加20%。 当前，双边经贸关系虽然不是特别热，但温度还是相当高的。 小泉对中国的态度不好，日本财经界人士对此不理解。 他们的看法是，日本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中国，在10年经济衰退期间，日本百姓生活没有下降，物价没有上涨，仍维持了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主要是依靠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廉价商品，这对稳定老百姓的生活起到很大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日本经济界和老百姓的需要。 从中长期看，中国对日的出口可能会下降，因为日本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 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大约由现在的1.3亿减到1亿以下，到2100年可能会降到现在的1/2，市场需求将会相应缩小。 需求减少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是现实问题，解决也有一定难度。 但要维持日本市场的供需，还需要依靠中国，发展对华贸易。 有些日本人曾想用印度市场取代中国市场，但现实性不大。 按日本统计，印度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0.3%。 日本对华的出口是印度的33倍。 因此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仍会有较好的前景。 不少日本企业认为，如没有中国，日本经济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未来仍可能维持比较高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克鉴，对全球化新趋势，及其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做了分析谷克鉴认为，要深入研究当今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转移方式的变化。 当前在继续加快商品、资本和其他要素国际流通的同时，全球化已经开始和正在日益深入广泛分解企业价值链，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现在世界已处在多样化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绩效处在前列，而一部分发达国家则靠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比较优势新格局正在出露端倪。 另外，产业转移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 国际产业出现了四次大转移。 第一次是从欧洲国家向北美转移；第二次由北美向东亚国家转移；第三次由北美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四次亚洲“四小龙”向其他国家转移。 应当说第四次转移是一个新的转移。 前三次转移主要是借助商业资本的流通，第四次转移是借助企业价值链的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 随着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加后，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建立并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借助全球采购方式即价值链的全球化达到采购成本最优廉。 这种价值链全球化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我们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时应予考虑的。 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出现后，我们的强项、弱项、困难和机遇都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考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