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是在全面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框架中进行设计的，它既是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发展的有效手段。
近日，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晓钦合著的《发展与超越》一书面世，书中提出，我们要在共同富裕方向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要把共同富裕的举措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结合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本文摘编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书系《发展与超越》。
一、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以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内大循环是我国需要着力推进的工作。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畅通经济循环上下更大功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努力稳定外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举，还是应对外部冲击，破解当下各种宏观问题，增强我国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有效手段。
需求不足是我国加快经济恢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使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得到根本性缓解，扩大内需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提升内需占GDP的比重，是抵御外部动荡、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经济体作用的必然路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改变内需占比，尤其是消费占比不够高的格局，通过持续扩大消费，为全面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奠定基础。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消费需求在我国内需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但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80%左右）和印度、越南等主要新兴经济体（70%左右）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依然偏低。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持续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能够真正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迈上新台阶，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赢得主动。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大型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逐渐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不能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讨论国内大循环，首先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其内涵的基础上，避免一些思想上的误解。有些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即通过出口转内销等方式解决外需不足问题，因此双循环就是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上要脱钩。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虽然我们在国内经济大循环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应对国际大循环动力不足、外需下降、外部环境风险急剧上扬的情况，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国内经济大循环不仅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解决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问题、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内循环实际上就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
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唐方裕，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出席介绍，并答记者问。
这场发布会回应了外界重点关切，包括何谓中国式现代化、为何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如何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如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孙业礼表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尽相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标准。中国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称为“中国式现代化”。
孙业礼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亿多人口的规模，资源环境条件约束很大，这是中国突出的国情。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发展途径与推进方式必然有自己的特点。这么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和影响也前所未有，也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我们感到责任很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我们不能接受两极分化的格局。我们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都有机会凭自己的能力参与现代化进程，凭自己的贡献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不能把哪个群体甩出去不管。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劫富济贫，这里面有一个先富后富、先富带后富的问题；同时，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会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成功脱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往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一个重大弊端就是物质主义过度膨胀；物质生活资料丰富当然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如果人只追求物质享受、没有健康的精神追求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成为社会学家描述的那种“单向度的人”，丰富多彩的人性蜕变为单一的物质欲望，那也是人类的悲剧。这个为我们所不取，我们追求的是既物质富足又精神富有，是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纵观世界现代化史，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通病。我们之前也走过不少弯路，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坚决遏制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势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融入了我们的制度、政策和文化之中。今后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的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我们制度决定的，也是我们文化决定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
孙业礼指出，我们不输入别国模式，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中国。我们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一种对人类多样性的主张，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交流互鉴的态度。如果国际社会愿意了解借鉴中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会敞开心扉，客观介绍，同时我们也诚心诚意地了解、研究、借鉴别国的经验。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六方面重点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穆虹表示，党中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要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因此，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质量摆在更突出的位置，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穆虹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高质量发展明确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凸显了发展质量的全局和长远意义，同时对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主要有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向创新要动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创新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同时，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创新体系。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改革要活力。用好“关键一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激发和保护各方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动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五是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六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大环境下，一些国内外朋友对中国的发展趋势表示关切。我想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这些既针对当前又着眼未来的战略举措，一定会有助于消除疑虑、增强信心”，穆虹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在第五部分进行统筹部署。
穆虹表示，第一次把三大战略摆放在一起，是一个创新，有其深义。这样既坚持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又强调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这三大战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是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二是坚持创新驱动，三是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五年应该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突破，创新是很重要的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循环，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这需要在关键“卡脖子”领域有突破，推动技术攻关，更好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着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先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如何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为外界所关注。
江金权表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方面是由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决定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中国一直在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江金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带后富，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十年，我们解决了近1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解决了困扰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就是在推进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实实在在地推进并取得进展，全面脱贫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经验。
江金权表示，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从逻辑关系上来讲，是先做蛋糕，进而分好蛋糕。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好；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
江金权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所谓“急不得”，就是要立足国情，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实际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谓“等不得”，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是要等到发展起来后才去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是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来解决，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同富裕在不断进步、不断实现、不断取得成效。
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着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10月24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3.9%。三季度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指标恢复回稳，积极因素积累增多，保持在合理区间。
江金权指出，当前，我们要着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实际上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总体还是亮丽的。当前面临的一些困难是在全球大背景下，比如因疫情和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影响，中国经济比前几年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形势是好的，未来预期是强的，大家应该对中国的经济有信心。要坚持就业优先、继续壮大实体经济，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引导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这是当前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很好，无需过度担心。当然，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需要面对一些不确定性，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当前需要推动经济加快恢复，科技自立自强要有突破性进展，推动房地产业软着陆，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以提升居民消费积极性等。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广泛讨论。 会议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兜底民生保障上起到关键作用。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促进共同富裕上，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将起到重要调节作用，财政应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直接税比重，同时加速推进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税立法和试点。 在合理调节收入的同时，也要注重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出对民生的纾困，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多措并举促进共同富裕。 直接税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在税收领域，将全部税种按是否能够转嫁划分，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而属于财产税的个人房产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还未开征。 据兴业研究统计数据，在税种结构的国际比较方面，我国直接税占收入比重偏低，约为39.8%，间接税占比偏高，约为46.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系教授李明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直接税的主体是所得税和财产行为税，具有较强的激励及再分配功能。 合理的税制要素设计，一方面有助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也能在合理调节较高收入的同时，为强化转移支付等再分配举措筹集必要财政资金。 实际上，完善和提高直接税比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李明指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四五”规划，我国一直在积极部署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发挥税收制度的治理功能，也包括推动 共享 发展和共同富裕。 在现行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日前撰文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综合征收范围。 在现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教授郭玉清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我国已经通过调整 个税 起征点、调整个税边际税率级距、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完善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公平职能。 下一步应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从分类所得向综合所得方向改革，严格防范影视行业等高收入群体通过“虚假合同”方式逃避税，加大对违法逃税行为的税制惩罚力度。 房产税与遗产税值得期待 在讨论税收调节的话题中，尚未开征的房产税和遗产税在近期被各界热议，尤其是考虑到今年5月召开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曾收集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意见，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房地产税改革和立法工作将加速进行。 “房产税和遗产税显然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郭玉清表示，房产税能调节高收入者通过多购房产累积和隐匿财产的避税策略倾向，遗产税能避免高收入者将财产遗赠给后代，从而导致贫富差距代际传递和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遗产税对促进富人多做慈善，发挥道德力量实施三次分配，也有一定的税收激励效应。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时表示，下一步将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再一次引来各界对于有关部门加快部署房地产税改革和试点工作的猜测。 李明认为，当前，我国居民财产的主体是房地产，房地产确实也构成了财产和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因此，全面开征房产税将有助于增强再分配力度，同时也有助于完善地方税体系，加之征收的技术条件也已具备，立法节奏有加快的可能。 而遗产税的情况则稍微复杂，当前老龄化程度还不算太高，遗产税发挥作用尚需时间，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废除了遗产税，所以我国开征遗产税可能还需要研究论证，至少短期内作用空间不大。 不过，郭玉清指出，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完善的资产档案管理和价格评估机制、合理确定税收征收对象和范围、设计符合国情的税收制度等，很难一蹴而就。 多措并举促进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但在税收调节之外，财政还需通过多种施策保证社会公平与效率，如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出对困难群体、中小微企业的纾困，以及减税降费政策对市场主体活力的激发。 中央财经委会议也强调，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李明表示，除了总体发展水平还待提升外，制约我国共同富裕战略部署的主要是区域、城乡和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对此，一定规模的转移支付和减税降费都是必要的。 促进区域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加大困难人群兜底保障，都需要转移支付。 而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也需要精准减税降费。 郭玉清认为，“十四五”时期，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在产品技术推广、职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投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授人以鱼”过渡到“授人以渔”。 针对困难群体和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也可以配合转移支付政策向这个方向继续发力，多措并举促进共同富裕。 此外，还应注意数字经济新业态对传统税收征管工作带来的挑战，例如数字经济平台公司是否应该征收矫正垄断 收益 的“数字税”等，都可以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范畴内进一步讨论。 在李明看来，财政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同时，还要关注再分配筹集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再分配只有和可持续发展同步进行，才能切实实现共同富裕。 面向未来，要继续发挥财政在支撑关键领域改革、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的作用，努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图片来源/新华社■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 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 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 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 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 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 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元，即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 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 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 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 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 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 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 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 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 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 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 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 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 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 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 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 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 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 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 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 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 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 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 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 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 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 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 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 “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 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 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 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 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 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 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 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 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 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 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 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 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 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 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 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 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 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 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 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 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 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 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 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 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 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 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 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 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 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 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 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 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 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 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 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 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 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 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 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 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 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 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 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 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 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 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 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 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 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 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 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 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 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 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 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 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 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 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 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 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 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 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 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 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 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